8/10.     奥菲尔斯竟赋予了一个肮脏的妓女形象以某种神圣感，结尾劳拉站在马戏团最高处的笼里，观众们付钱换取近距离接触劳拉的机会，他们纷纷涌上前亲吻劳拉的双手，劳拉成为被男性世界的欲望仰视的商品，为了生计回答观众侵略她私生活的问题，在撤掉安全网的保护下纵身一跃达到观众仰视下的受虐高潮.     彩色片中运用黑色电影布光手法的尝试很大胆，演员淹没在大面积色块对比的强烈光源中（主要是马戏团段落，使演员的脸染上绿漆象征对劳拉的禁锢），如劳拉身着绿裙躺在红色背景前，马戏演员唱歌往楼梯上走时让橙黄色和阴冷蓝两种不和谐的光源处于同一场景，闪回段落的李斯特家中连土地、墙面都染成超现实的粉色，拒绝嫁给老伯爵的年轻劳拉服饰配色清淡，前景遮挡（开场悬在舞台空中的王冠、王宫大厅的拉绳）以及有时用绒布将宽银幕遮得更窄，形成视觉实验.     从松本清张的砂之器，森村诚一的人证，再到东野圭吾，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实际形成一个套路.     前大半部分层层剥开的悬疑用来引发观众的探寻兴趣，拉住他们的注意力，并撑起故事长度，到尾声则不再遮遮掩掩，而是直接以办案人的完整推理或干脆当事人的自述让真相与前史完全做情境还原式的完全坦白，以此表明罪犯的无法抗拒的悲惨背景导致其犯罪的被迫性，让人心生同情，从而消解罪犯的个人因素，甚至动机都被转换为牺牲的伟大.     这类小说最易击中人心的段落往往是对人物悲惨背景简史的揭开部分，最终则往往容易倒向浓重的难逃命运的煽情结局.     而冷静想来，这是否有把犯罪动机过于理性化，把责任都推向不可抗拒的外部原因，从而淡化了罪犯个人暴力倾向，推卸了其个人的行为选择的责任问题呢？日本人的这类心理意识与社会派推理的兴盛似乎正是互为映照的关系

影片改编自大卫·格兰所著畅销书《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The Osage Murders and the Birth of the FBI》，聚焦1920年代的美国俄克拉何马州，“欧塞奇族印第安人谋杀案”（Osage Indian Mur ders）.     当年欧塞奇族人因原居地发现油矿而获得持续巨额收入，有人为阻止上述安排而策划连环谋杀，4年间60人被杀，震惊全国.     为此当年美国政府成立“调查局”（即FBI联邦调查局前身）跨部门调查，揭发维护欧塞奇族人权益的“欧塞奇监护人计划”原来极度腐败；最后即使在大量证据下，亦只有少数的谋杀案获得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