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差不多把1844年逗留在巴黎的全部时间都用来研究这个问题，并把它扩展为经济、政治、法和哲学之间的依赖关系的问题。从直到这个世纪才出版的著名手稿（“经济哲学手稿”）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见解的广度和深度。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们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相互交织着的；因此，若不全面地理解人们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几乎不能去探讨意识形态这一领域。不过马克思在当时就已经看到了经济关系的首要地位，并已经把它理解为人类生活和历史发展的“实体”。他在阶级剥削关系所产生的矛盾中，发现了人经常不断异化的基础。
马克思发现经济的异化是宗教和思想异化的基础。在阶级剥削的制度下，例如在工人生产商品的制度下，工人在这一生产活动本身中，使自己的力量异化，从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可是，这一产品本身却归另一个人所有，这样，那个人由于具有经济权力实际上也成了政治权力本身的“占有者”。因此，工人在这种关系中感到自己是被异化了的。由于生活条件的艰难和没有力量来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和历史，他们必然要在其他方面寻求慰藉。因此，群众的贫困是形形色色宗教幻想得以滋长的现实的肥沃土壤。马克思在1844年初写道，宗教的苦难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另一方面，它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因为要求实现某个美好的彼岸世界的幻想，同时也就是对这个逐渐使人失掉最低限度生存条件的世界的一种抗议。